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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校友

百年南开两总理,千载华夏万栋梁。

 
 
 

日志

 
 

【转载】南开老三届通讯 第二十期  

2017-01-04 19:56:16|  分类: 《南开老三届通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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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一枕清霜《南开老三届通讯 第二十期》

 

南开老三届通讯  第二十期 - 一枕清霜 - .

 

            

我们精神养老的平台

第二十期  2017年11

 

目 录

写在前面

珍惜当下,享受这岁月静好

母校时讯

天津市南开中学滨海生态城学校今秋开学

南开师生赴印参加第十二届国际中学生科学大会

我爱南开

忆罗家林老师             1967届初二2班 戴逵贤

岁月琐忆

岁月蹉跎 人未蹉跎        1966届高三2班 曹柏崑

天拖学工记               1966届高三2班 杨念东

我的一段特殊经历         1967届初二2班 高永恒

佳作阅读

珍惜当下

当时只道是寻常

斯人斯语

康德与塞缪尔两则

保健与养老

2017年最幸福的活法,就这两句话!

缤彩纷呈                      

书画家曹柏崑书画作品展示  1966届高三2班 曹柏崑

百家讲堂

关心政治是一种稀有而高贵的情感

写在前面

 

珍惜当下,享受这岁月静好

 

2017年来到了,《南开老三届通讯》第20期如约而至,与大家见面了!  农历丁酉(鸡年)春节也在这新年的元月里,值此之际,我们祝南开老三届的校友们两节愉快!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平安、顺利、健康、如意!

2016103凌晨,南中老教师罗家林先生逝世,1967届初中校友戴逵贤撰文表达悼念之情。戴逵贤谦称自己是业余作家,其实不是,他出版过多本著作,是天津作家协会会员。读他的《大罗先生》感人至深,即知其不俗的文字功力。

还要说到50年前。1967年的11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此后即是“上海风暴”“全面夺权”,继而进入“文攻武卫”“全面内乱”。这局面延续着,8年以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亲自发动者和指挥者虽然做出“还是以安定团结为好”的战略指示,但在其生前一直也未展示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大好局面。简单说上这两句,应该会引起校友们关于那一段历史的回想与思索。

历史告诉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岁月静好便是大好,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且年已届七十或“奔七”老三届校友们更是如此。我们要珍惜眼下的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尽情享受这岁月静好,莫辜负这岁月静好。本期选刊的《珍惜当下》和《当时只道是寻常》两篇短文,值得细细体会与玩味。更重要的是努力去实践。

本期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认识一下1966届高中的校友曹柏崑。他和我们中的多数人一样,也经历了上山下乡,但“岁月蹉跎,人未蹉跎”。他持续不断地努力与奋斗获得成功,成为著名书画家。201210月,他应邀到母校“公能讲坛”做“书法与人生”的演讲,并写下“弘正养道”的条幅。曹柏崑说这四个字是陈东生先生逝世前三个月特意招他到家中郑重而言,可以说是恩师的遗嘱。“弘正养道”,绝不可视为是单单针对书法界的乱象和对曹柏崑个人而言。南开老三届校友中的许多人都曾得陈先生的亲授教泽,今天南开学子都应有责任心怀浩然正气,弘扬社会正风正气。

《南开老三届通讯》为双月刊,逢单数月月初出刊,同时刊行电脑版与微信版,每期1.5万字,较长,难能一下读完。校友们收到后宜及时下载收藏,慢慢阅读,避免失去再找寻之遗憾。

 

母校时讯

 

天津市南开中学滨海生态城学校今秋开学

   

天津市南开中学滨海生态城学校已于今秋开学,共计招生160名。南开中学滨海生态城学校是滨海新区教体委与天津南开中学创办的一所公办学校,是天津南开中学的姊妹学校。该校坐落于滨海中新生态城北侧,占地面积300亩,建筑面积140000平方米,将天津南开中学不同历史时期的标志性建筑完整复制,并兴建现代风格的艺术科技体验中心、体育馆场等设施,整个校园既古朴典雅,又新颖创新,新老建筑交相辉映,景观独特。

 

南开师生赴印参加第十二届国际中学生科学大会

 

    第十二届国际中学生科学大会于201610241029在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的母校、著名的私立学校Doon中学召开。我校是该大会的发起校之一,每届均参加,并分别于2008年和2014年主办第四届和第十届大会。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全球性思考,地区性行动”,吸引了来自中国、澳大利亚、意大利、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十余个中学生科学项目的参与。我校参会的研究课题为“促进芯片散热用新型石墨复合材料”和“基于网页的在线导览的手机应用开发”。

 

我爱南开

南开老三届通讯  第二十期 - 一枕清霜 - .

 别了,大罗先生

1967届初二2班 戴逵贤

  2016103凌晨,南开中学的罗家林老师逝世,享年81岁。有学长嘱咐我写点纪念文字,我也觉得义不容辞,可是只能写出以下的碎片。

高大的罗先生  1964年秋,我们这一群十三、四岁的男孩子考入南开中学,(当时的初中都是男生班,高中还有女生,原规划三年后就全部改为男生校)我们被编入一班。第一次见到罗先生,他确实高大,一米八二的身材,后来我们这一帮学生里没有一个长过他的高度。他的年

南开老三届通讯  第二十期 - 一枕清霜 - .

龄比我们大一倍,二十六、七岁,真的非常帅,肤色较黑,永远保持高平头的发型,根根头发都直立着,到老没变过。他很严肃,有不怒自威的气场,还真把我们给镇住了,觉得先生很威严很神秘。

 

     先生教我们数学,他操着天津味的普通话给我们讲解,声调不高,语速缓和,最深的印象就是简单明了。小学你们学的是算术,上初中了就要学代数。首先要记住公式,用数值代替代数式里的字母,按照代数式指明的运算,计算出结果……。当然,数学是枯燥乏味的,很少用得上,我学得也不怎么样。与罗先生形成大反差的是语文老师姜先生,他很文艺范儿,讲课时经常是把两只手上下相扣,置于胸前,让人想起舞台上花腔女高音的样子。一天,姜先生在写板书,教室里很安静,不知哪位小弟把持不住,放了一个大响屁,姜先生转过身来拖着长音说:谁---呢?引起哄堂大笑。姜先生也是个很好的人,只是那时我们这帮熊孩子,不识风花雪月,只觉得姜先生有点“坤”,他的幽默却让我们对他少了敬畏之心。

其实,罗先生很和蔼,人缘也极好,老师们和高年级的同学都称呼他大罗。班上有几个机灵鬼背后也喊他大罗,觉得特神气,并散布说:知道吗?大罗毕业于河北大学,篮球打得棒,后来是河北教工队的主力,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日本早稻田大学来华访问的篮球赛上,大罗一人满场飞,频频得分,对方专人防守都防不住。还有人说:你知道他为嘛篮球打得好吗?他是运动健将,练过三级跳,他的三步上蓝,那才叫绝哪!

有幸看过一次老师与外校的篮球赛。大罗先生确实厉害,他的三步上蓝,就像神鹿般地跳跃,跳得又高又远又美。其他的老师毕竟业余了点,跟不上他的节奏,不是接不住他的传球,就是传球不到位,对方逼得很紧,屡屡失手。他不急不燥,更不大喊大叫,也不责备同伴,只见他把篮球远远地向篮板投掷过去,然后快步跑去又将被篮板反弹回的篮球接住,再跳投,球进啦!这一幕让我终生难忘,而且觉得大罗先生的球艺是最高超的。尽管后来看到老美的NBA和乔丹,知道这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事情,可内心里依然抹不掉对大罗先生这段美好的记忆。

我们也打篮球,其实就是胡打乱闹,不讲章法,不守规矩,把篮球打成橄榄球,喊叫声震天。鲜有一两个会打一点的,又特瞧不上别人,也想学大罗的三步上篮,不过每次上篮,都要把自己的大背头甩一下,引来一片哄笑。一群臭小子玩得很开心倒是真的。大罗先生也曾远远地看过我们的胡闹,不一会儿,他就走开了,也许是太惨不忍睹了吧。不过他从来不与我们谈篮球,也丝毫没有要教教哪个人的意思。大概是看我们这几十个人里,没有那“材料”。

后来,我才悟到:先生这是在教我们,即使你在某方面再优秀,也没有权力嘲笑和指责别人。

 

正直的罗先生  1964年“四清”运动后,学校的招生开始讲究家庭出身了,学生的基本构成是三部分:少数的革干子弟;少数的资本家、工商业者子弟;大多数的平民子弟。我不知道不讲家庭出身的时候是个什么状况,可能富家子弟会多一些吧。其实到了今天,学生的构成也大体如此,好学校的官二代、富二代会更多些。我们班上有副省长、区委书记的儿子,可那年代他们远比今日之官二代差太多了,特别又遇到罗先生这样的老师,在他眼里大家都是一样的学生,是平等的,不允许谁有特权,也不允许歧视任何一个学生。干部子弟大多住校,罗先生还得管理他们每个月的生活费,防止他们吃了上半个月,下半个月就没的吃了。

罗先生他在表扬人方面很吝啬,从来没见他在大家面前夸过谁,但他也几乎没有在全班批评过谁,哪怕是犯了大错的,他不搞一人犯错,全班“吃药”那一套。干部子弟犯错,他照样请家长,来不了,他上门。他也不依靠我们几个班干部,从不会让我们汇报谁怎么怎么样,他不喜欢给别人告状的男孩子。他很自信能把我们这些半大小子看透。他常会去家访,不知道会说过什么,可家长们对这位罗先生很尊敬。后来才悟道,先生是尊重我们每一个学生的。

    罗先生不爱听闲话,也不说别人的事情。二年级开学后,班上就少了一名同学,有传说是游泳溺亡了,是罗老师去处理的,但他什么都不说。若干年后,聚会时说起这事,罗先生依然没说什么。自己的学生十几岁就夭折,无疑对他家庭是重大的打击,这么悲剧有什么好说的呢?班上还有一位同学,有小偷小摸的毛病,偷了一大堆的文具杂物,藏在地下室里,被发现后好像是退学还是转学了,也是罗先生一手处理的。具体的情况他从没跟我们说过。几十后,我们说起这件事,罗先生只说了一句话:那孩子挺聪明的。先生常说的话是:男孩子要像个男孩子的样子,别那么是非。在我以后的几十年里,渐渐明白了这话的含义,做人要包容,要大气,不能鼠肚鸡肠,蝇营狗苟;为人要正直,要公平,不可搬弄是非,贪图私利。回想起来,当时也是受益的,“文革”中,我们班没有发生过批斗老师,给老师写大字报的事情,也没有发生太过激烈的行为。这与罗先生的教育和影响是有关系的。

19682月,我们班上的5个同学应征入伍了,半年多以后,同学们都要离开南开中学了,有去兵团的,有上山下乡的,也有个别留城的。当时,班主任老师在学生的去留问题上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我们班留城的是孤儿和特困家庭的同学,因为先生的公正,没听说谁有意见。在动员学生们上山下乡方面。先生的嘴是笨拙的,还是不说什么,但他却执意送学生到插队的村子,看看他们生活的条件,有时还会和学生们住一夜。有同学说,下乡几年,我的父母都没能去看过我们。

先生惦记着他的学生,我们入伍后驻军在浙江,先生借南方出差的机会到部队看望我们南开中学的学生,引起不小的轰动,部队干部和老兵们感慨:到底是南开中学啊!听说王玉彬调到南京空军机关去了,他在返津的途中专程去看他。后来王玉彬多次说起这件事,当时他离开我们这些同学、战友到大机关专职搞创作,一时不适应,有些郁闷,罗老师的到来给了他很大的鼓舞。

    几年以后,我和李道新一起回津探亲,到学校看望罗先生,他正在批评两个犯错的男生,他从来不会厉言疾色,更没有过恶言恶语。见我们来了,很高兴,就把那两个小男生放了,对他们说:这两个学长比你们大不了几岁,都已经是军官好几年了。罗先生望着出去的学生对我们发了一句感慨:学校复课后,学生都是附近小学“一锅端”的,比你们差了不少。名校一靠校风传统,二靠师资力量,三靠优秀生源。如果能把什么样的生源都教化成才,那才是真正厉害的学校。

    在以后多年的交往中,先生几乎从来不问我们这几十个学生在干什么,当什么官,发什么财。尽管我们中出了两个将军,一大堆的干部、公务员,还有国企的老板,教育工作者。当然也有普通的职工。先生都把我们视为他的学生,所以同学之间笃信人不求人一般高,始终保持着纯粹的友谊。

这一切都源于我们有正直的罗先生。

 

    “暖男”罗先生  罗先生只和我们在一起不到四年的时间,其中还有两年不上课了,是什么使我们的师生情谊保持了近半个世纪呢?是先生人格的力量。

大罗先生是寡言的,与我们从来没有过长篇大论,慷慨陈辞,很少说教,不会絮絮叨叨。他对我们的影响是身教重于言教。如果说我们的父母是我们最初的导师,那么大罗先生就是我们的第二任导师,我们庆幸人生能遇到他。

套用现在年轻的人说法:罗先生不仅是个很酷的大帅哥,而且还是个“暖男”。1965年的117日,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这天西伯利亚寒流来袭,中午起天气骤然变冷,北风呼啸。下课后,罗先生看我穿的衣服太单薄,要我到办公室去一下,他从柜子里拿出他打球时才穿的运动衣给我。当然很大,我得把裤腿和袖子都卷起来,但确实暖和了许多。我妈老感动了,不住地说你们老师可真好啊!然后把我只穿了一会的衣服洗好熨平让我还给老师,并像我小时候那样嘱咐我,一定要说谢谢!多年后谈起时,先生却说他记不起还有这事。

罗先生退休后,在南开中学培训部工作到70多岁。他给人的印象是健康的,充满活力的,背不驼,腰不弯。可是我们同学中却有人撒手人寰,那一年罗先生把路益明、李鸿耀和我召集在一起,喝了顿酒,因为一位同学的去世,他去家里看过之后,很感慨,心情沉痛,只说了一句话:白发人送黑发人,不好受啊!不料,两年后,李鸿耀也病逝了,我对路益明说,请罗老师别来了,可罗先生还是执意要到学生的家里来看看。

先生很男人,又是个性情中人,好酒,就是酒后也不会多言。在我们读初二的那一年,一天中午他遇到外地来的老同学,多年不见,便多喝了几杯,下午有他的课,实在不支,他说你们自习吧,然后就趴在讲桌上了。我们就真的鸦雀无声地自习了一节课。几十年后,师生聚会,都是先生自我揭丑,重提旧事。我们也会说:还有这事吗?不记得了。罗先生大笑道:喝酒不能误事,从那次以后再没有犯过同样的错误。他心里也许在说:当年你们这帮小子还挺仗义的。

南开老三届通讯  第二十期 - 一枕清霜 - .

 

去年的10月,考虑到先生毕竟是80岁了,不适宜太劳累,我们十多个罗先生教过课的,又都当过兵的学生为他祝寿。李赫和我们战友张鹤年两位书法家为先生书写了两个大大的寿字。远在上海的王玉彬从他出版的20多本书中挑出《惊蛰》和《第二野战军》两本书托我转送罗先生。在这之前,我也送过罗先生《最初的导师》和《中日空战记》两本书。先生非常高兴,说这是最好的生日礼物。并且说:我一个教数学的老师,班上却出了两个作家。我说:应该是一个半,玉彬是专业的,我是业余的。现在最不值钱的是书,最不受人待见的是写书的人。先生说:没有那么悲观吧,起码我和你的同学还会看的。这使我想起我所以能写点东西与罗先生是有关系的,1965年的清明节,班里组织去烈士陵园祭扫,罗先生要我发言,我真想推辞,可我又是团支部书记,张不开嘴。那是我第一次熬夜写东西,总算憋出来了。没想到先生却说:不错,能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就是好文章。我当时说了些什么,早忘了,但先生这句话却牢牢记住了,并一直影响着我。

看着80岁的罗先生这么硬朗,学生们很高兴,但也不敢乱和先生喝酒了,有人问:尚能酒否?先生笑答:每天都喝一点。我问先生喝什么酒?先生说:牛栏山二锅头。我说:难得师生同好,这酒学生还是供得起的。回北京后,我就快递过一箱去。今年春节前,我又寄去两箱,先生来电话说:足够了,喝不了这么多,别再寄了!不想,这竟是先生与我的最后一次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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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赫书法贺寿并与罗老师合影

 

后来听说先生肺部出了点问题,在治疗中。我们都相信先生的身体很棒,其实人老了都会有病的,但我们从来没听他和我们抱怨过一句。我们也相信先生的毅力能战胜疾病,我们为老师祈祷健康长寿。

我们都以为路益明是班长,他却说他没当过班长,只是个团支部委员,这些年来都是他经常联系罗老师,许多事多亏他张罗。罗先生去世时,他也在住院输液,给我来电话时,我们商量还是要送罗先生最后一程的。与罗老师同属教育界的梁忠民从南京赶过来了,我也从北京回去了。不能来的纷纷在微信和短信中表示:惊悉噩耗,不胜悲痛,愿罗老师安息!

    10月4,阴沉了一整天,晚上8点多,我们班十来个学生赶去“送路”,为老师抬着祭品、花篮等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大了”一声令下,哀乐响起,天空突然下起雨来,而且还很急很大。“大了”长叹一声:“天意啊!”天人同悲,我们在雨中缓缓而行。大约十分钟,来到街口,点燃祭品和花篮时,雨就停了。“大了”吩咐我们燃尽就可回,可是淋湿的东西不好烧,有同学说:罗老师爱喝酒,这点纸钱哪够用啊!陈锡如同学马上跑回去,抱回一尺多厚的烧纸,火烧起来了,我们望着火苗,心中低声地述说着大罗先生与我们的往事……

   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殡仪馆向大罗先生作最后的告别。默哀、鞠躬后,绕先生的遗体走过,先生很安详,但明显的瘦了,胡须还挺长,应当是整过容的,不知道为何?难道人死后,胡须还会长吗?站定,还不忍离去,我又向先生行了一个军礼。虽说知天命以后,明白死是一个必然。信有来世的称死为“往生”,我们不信或不知道有没有来世的都说:向死而生。

虽不停对自己说:不哭!不哭!可泪水还是夺眶而出。

别了,大罗先生。          

写于20161018

 

戴逵贤,1967届初二1班,1968年春入伍,1992年转业,有25年军旅生涯,转业后进天津广播电视媒体工作。高级编辑,天津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最初的导师》、《中日空战记》等,主创27集电视纪录片《人间正道》等。

 

岁月琐忆

 

岁月蹉跎,人未蹉跎

 

1966届高三2  曹柏崑

 

正像出身的家庭不能选择一样,时代也是不能选择的。一群长在红旗下的孩子偏偏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光阴荏苒,40年过去了,生长在那个时代的我们现在该想些什么呢?

也许是与书法结缘的关系吧,我倒是想以“平常心”去思考“史无前例”。上个世纪我们的前辈也曾经拥有像我们一样的踌躇满志的青春年华,却赶上了战火纷飞的年代。相信时势造英雄,他们成就了那个时代。同样知青也会成就自己所处的时代的,因为岁月蹉跎,但人未蹉跎。

南开老三届通讯  第二十期 - 一枕清霜 - .

 

中国有句古话“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从这个意义上讲,往事不堪回首也堪回首了。

艰难困苦是说环境,环境是什么?衣、食、住、行。我插队的地方是大厂回族自治县。记忆中那是河北省最小、最穷的县。因为家庭的困难,又因为少数民族的关系,我被大厂县接纳。于是我有了4年的农村生活的体验。

我去的大队是王必屯公社梁庄大队,这又是一个全县出了名的穷村。大厂县称回族自治县是因为回族人口占到21.9%。梁庄有百余户人家,汉族只有三五户,他们因为祖居在此,生活习惯也被回族同化了。他们是村里的养猪专业户。值得说明的是为了摘掉“一穷二白”的帽子,回族村也养上了猪,说明这里的回民还是很开明的哟。其实养猪只解决农基肥的问题。根本原因是这里的人几辈子都在京、津一带“打工”(在饭馆里做面食,俗称勤行),干农业是外行。所以粮食产量低,果树不结果,年复一年只有穷而已。他们对城市并不陌生,所以知青和他们很快打成了一片。他们嘘寒问暖,和蔼可亲。开始我们吃住在老乡家,日子过得倒也新鲜。但这终非长计,随着中央文件的下达,我们很快有了自己的土坯新房。尽管是马棚改的。4个男生住连三间,两人一间,中间一间是灶台。土炕要天天烧。每天天亮下地干活。中午烧饭,下午出工,傍晚做饭,晚上开会学习。越干越累,越干越乏味。做饭就是贴饼子,熬的菜,一锅烩。谁都会做了便都不以为然。天冷了,早晨吃饼子太凉,调剂一下儿,开始蒸窝头。那是一箩到底的玉米面,瓤儿在其中,皮也在其中。清晨揣半个窝头出工,上面还带着冰碴,因为窝头是吊在中间屋的房梁上,一夜时间就冻结实了。麦收时节累个贼死。一天睡三四个小时,镰刀不快,弯腰不灵,一会儿拔,一会儿割。在地里就是摸爬滚打,在家里往炕上一扔,死人一样。熬过这一段时间,苦尽甘来。当吃上新馍时,平生第一次感到馒头香。偶尔我们把老乡请到家中,让他们亮亮手艺给我们做顿抻条面,别说吃着香,看着都香。因为一年当中,毕竟玉米面是主食。这时候我们的穿着更注意结实耐脏,不管到哪儿,得坐就坐。有时晒晒太阳,找个向阳坡一躺,好不惬意。男生也要学着做针线活儿,打补丁、拆被、做被子,哪怕是粗针脚也得对付上啊。说到出行,那就靠两条腿。球鞋受欢迎,男女都一样。我们感兴趣的是找队里借辆牛车,几个知青去赶集。三里五村的知青见上一面,痛快之极。我们眼里最脏的活儿是淘粪,起猪圈,然而,谁都得干。齐白石老人有句话:“咬得菜根百事可作。”白菜可是靠粪肥催起来的呀。当然,亲知亲为之后就明白得多了。

从城市到农村,从学校到社会,皮肉关好过,不就是“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嘛,咬咬牙,忍一忍过去了。“苦其心志”关不好过。“十年寒窗”空度,“十年冷板凳”白坐。童年的梦,少年的理想,青年的抱负,一朝付之东流,好不痛苦。令我记忆犹新的是,刚到村里就有人放出话来,“墨水喝得越多越反动”。因为三十几个知青都是初三学生,只两个是高三生。这不就是冲着我俩来的吗?面对这个“下马威”,我想到父亲的话“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只好加倍小心谨慎了。

要消除贫下中农心中的疑问就得干。不就是脏吗,淘粪咱干过。在南开上学时,团干部都掏过公厕,都会唱“小粪车我的好朋友”。就是力气差点儿,耐力差点儿。不能逞强,我就用脑力弥补。别人休息时我为老乡修表、理发,为队里写标语、写文章……半年时间,他们改变看法了,就把我从生产队调到林业队,这是大队直属、全村的唯一副业。

刚到林业队看到的是成排的桃树、梨树、苹果树和葡萄架,却看不到果实。原因何在?经过一段时间,我便发现我们干的和书上说的不一致。该施肥不施肥,该修剪不修剪,该打药不打药。恰好这时县里组织学习,大队派我去了。我们全县到蓟县马伸桥拜师学艺。可能因为我是其中唯一一个知青的缘故吧,取经回来又在我们村开现场会。这下子我红了。大队让我当林业技术员。我从葡萄管理入手,抓住修剪与打药两个环节,并以此带动所有果树的修剪整顿。就像人一理发就精神一样,整个果木园子精神了。每每走到果树中间,我就像检阅我的士兵一样,好不威风。林业队也有闲季,干些什么呢?队里开始有了干副业的心思,编荆条筐。但利太小,听说附近有个煤矿,需要水针,队里又开始了制作“水针”。开始是4人推绞盘,2人操作。太笨重了。队里又派我随大队会计到安次县学习。3天我把图纸画下来了。我们村的“鲁班”式的人物齐集一处,苦战攻关,很快实现了自动化,一个人就能干了。这段时间我感到知识越用越多,越用越活,趁热打铁就把一个双铃马蹄表改装成自动广播控制器,让全村有线小喇叭到点就会自动响起“东方红”的乐曲声。这下子激发了村里许多年轻人的学习欲望,我晚上到学校为他们讲课。我还把村里的新气象写成小文章送到公社广播站。到此时我又成了副业技术员、夜校教员、公社通讯员。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在这用上了。3年过去了,我们村的“玫瑰香”葡萄为北京罐头厂看中,一车车葡萄拉出去时,这个“破天荒”让男女老幼都喜形于色。我因之被评为县“学毛著积极分子”,参加地区知青调查团。我还到大厂县中学为学生们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下乡的第四个年头,风云突变,因为有一个队里的9个女知青,8个要嫁给当地农民。似乎这有违“上山下乡”初衷,省里下令重新安置。于是我和表现比较好的10多个知青被分配到县良种场工作,享受工资待遇。想想在梁庄每年只能分到30元,我们感到真是一下子登天了。没出几个月我又被县里指定为县林业技术员到商业局待命。待命期间母亲生病,恰逢知青选调,老高二、高三学生回津充实教育战线,我也随着这个潮流回到天津。就这样结束了我的知青生涯。

选调后我在教育局工作8年,在教师进修学校工作4年,在文联工作20年。虽然我也做出过成绩,得过先进。但这32年与那4年相比若有所失。究竟是种瓜得瓜,还是种瓜得豆,抑或种豆得瓜,思之不得。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样大的时代浪潮中,一如历史上其他社会变革一样,有人沉沦,有人偷生,有人投机,有人奋起……那经久不变的是什么,这便是我的愚者之虑。

 (该文作于十年前,载于天津市政协编辑的《天津知青的故事》。)

 

曹柏崑:966届高三2班,回族,1969年下乡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知青,著名书法家、画家,退休于天津师范大学。曾任市政协委员,现任市文史馆馆员。

 

天拖学工记

1966届高三2  杨念东(杨恩德)

 

文革初期,我也被如潮的洪流卷入大革命的行列。尤其初期,还是有组织地开展活动,何况我又是班干部,“革命派”是一定要做的。

  

南开老三届通讯  第二十期 - 一枕清霜 - .

 随着运动的所谓深入,谁都可能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我不多的良知感觉运动好像方向越搞越不对了,所谓革命深入发展,就是不知又揪出了哪位大人物;造反有理就是红卫兵可以提出随意揪斗谁;横扫一切就是谁都可以被怀疑,什么都要砸烂。当时,实际上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几个人,其他中央领导都被戴上不同的帽子。所谓节节胜利就是又打倒了谁….  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正确方向在哪儿?革命越深入倒越不明白了。我与班里的孙文成王振全赵国昌闲聊,记得好像是王振全倡议,咱们成立一个组织,叫“大方向战斗队”吧,达成共识,我们陆续写了几篇大字报,内容主要是阐述同学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但不能搞人身攻击,因为斗争的共同方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类的,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我们人微言轻,身单力薄,这些言论如同沧海中的一粟,丝毫起不到任何作用。这倒使我们萌生“撤退”的决心,于是由孙文成出面,让他姐姐联系,我们去了天津拖拉机厂进行学工劳动。还别说,工人阶级就是觉悟高,尽管也有闹革命的,但多数工人还是坚守生产岗位,“抓革命、促生产”,天拖当天给我们安排了不同生产岗位学徒,还分配我们一套四人间的宿舍,房间有暖气,厂里的澡堂子还允许我们洗澡,又发给我们每人一张公交月票,我们别提多高兴了!

我的师傅姓孙,他的岗位是车工。产品是拖拉机某一部位的插销。头一天孙师傅给我讲如何进刀、退刀、量尺等操作要领,又手把手带着我车了几个活。第二天我就独立上床子了。开始由于进刀动作和速度掌握不好,老崩刀。几天过后,我基本掌握了加工这种部件的操作方法,这时,孙师傅自在了,端着一个大搪瓷缸子,坐在一旁喝茶去了。孙师傅也关心运动。有时我们师徒坐下来闲聊,他也是认为,有嘛事说嘛事,领导都是走资派不可能,坏人有几个?大多数都是好人。看来他对文化大革命一些问题也有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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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劳动成员(左起:赵国昌 孙文成 王镇泉

 

由于在天拖劳动了几个月,学校里的好多事都没有参与,有的情况也就不清楚了。从天拖回校后,校内红卫兵组织已归并形成两大派组织,与市里同一派别的大组织分别“隶属”。我们班从文革开始一直不分派别。所以谁都是自动加入。我开始专题研究教育改革。实际就是收集这方面的小报传单。搞不出、也不可能搞出什么名堂。

在我的印象中,1967年是“数字年”,什么“813”、“825”、“3527”、“609”等等天天有,天津没有外地有。跟这些有关的不是派别组织,就是“流血事件”的“特号”消息。运动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为口号,由“文斗”扩大为“文攻武卫”,甚至单一武斗。这时不少人开始动摇了,厌倦了。学校里的同学也少了许多。尤其一入冬,天气冷,“革命”也“凉”了。

1968年初,部队征兵组入驻学校,动员我们报名参军。我心想这可是个机会,一定得争取。幸运的是,2月中旬我被批准入伍,开始了我长达14年的军旅生涯。

    

杨念东(恩德),1966届高三2班,1968年春参军入伍,1981年底转业回津,入天津市公用局工作,后任职党委办公室主任至退休。

我的一段特殊经历

1967届初二2  高永恒

 

      我有段与诸位校友有所不同的经历,愿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帮助大家了解离校后1978年那一段母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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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春,我和另外9位"不服从国家分配"的"291"中专毕业生又回到南开中学校办工厂机加工组劳动,每月工资35元。直到9月份市里下了批示,给我们这批同一性质的人正式分配工作为止,我在母校工作了半年多的时间。

说起"不服从国家分配",有必要谈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我是1968年底离校去山西平陆插队的,1974年被选调上学,这学校的全称是"无线电机械技工学校",即俗称的"291",属四机部管,我的专业学的是铣工。这个年级的学生全部来自黑龙江兵团农场的知青和各省的插队知青,共400多人。到了1976年毕业分配时,有100多人分配到小二线单位工作,包括山西河南等地,我被分配到河南鹤壁的406厂。由于这部分学生都是知青,深知背井离乡之苦,也由于学校在分配问题上优亲厚友,分配不公,从而引起这部分学生的极大不满。于是多次集体到二轻局上访,又到市里反映问题,后来学校为了安抚我们,就暂时安排到一些校办工厂劳动。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回到南开中学校办工厂劳动的。进了离别多年的母校校园,见到熟悉的南楼、中楼、东楼、小花园、游泳池、西后院,既亲切又陌生。中楼的102教室曾经是我们初一时上课的地方,而地下室则是同学们课余时间打乒乓球的主要场所,但那时堆放着杂物。游泳池是文革期间修建的,我也曾参加义务劳动出过力。我在校劳动的这段时间,还曾在一位相熟的体育老师的帮助下,下到池中游泳嬉戏,在碧水清波中重新体会到当年上学时的愉悦心情。在水房打水时偶遇白进文老师,当时他的历史问题尚未落实,还屈身在水房的一个阴暗房间里,带着高度近视眼镜百无聊赖地翻看报纸。右派份子史印则穿着破旧的衣服与民工抬钢筋,干着繁重的体力活儿。我不敢和他们说话。而且,由于我本人戴着"不服从国家分配"的这样一顶帽子,我甚至也不好意思与曾经教过我们的张祥林、罗家林等熟悉的老师交流。

当时校办工厂的负责人是张秉正老师,机加工组是刘万章师傅,瓦工组是刘树田师傅,木工组是魏春修师傅,化工组是凌则霈老师。木工组还是以加工学生桌椅为主,化工组做焊条外的焊药,对外创收。我们来的这十个人都是车钳铣等工种,因此都被分到机加工组,由于都具有中专以上的技术水平,因此,刘师傅安排的工作都能较好地完成,得到充分肯定。

工作之余,刘师傅会和我说起我们离校以后学校发生的事,其中史印的爱情故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史印是南开中学“著名”的右派分子,文革中挨打最厉害,这一点老三届没有人不知道。但我们离校以后,史印的事情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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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印老师夫妇

——文革高潮过去以后,史印一度安排在校图书舘工作。这期间,他和舘里的一位名叫宗少华的女青年相爱了,这件事一时成为校园内的新闻。教工团支部为了“挽救”宗少华,多次找她谈话并大会小会地进行批判,提醒她“和一个右派分子结婚,既断送了自己的前途,也玷污了团组织的纯洁。”而史印则又被揪出来加以批斗,指责他“拢腐蚀青年”,“以恋爱为名向党进攻”,是“铁杆右派”。为了惩罚他,让他在三伏天的烈日下劳动,一天只准许喝两次水,还多次挨打、罚跪、关禁闭。宗少华虽然没有挨打,但被从图书馆发配到校办工厂当工人。有一段时间,表面上他们中断了来往。然而到了197710月,宗少华正式向学校党支部提出结婚申请,一下子像晴天霹雳炸响校园,当时的学校主要负责人不同意给开结婚介绍信,直到那人去世后,继任者才给办理了结婚手续。史印的爱情与婚姻真也可以说好事多磨,一波三折

那时,史印与一位静海的民工住在11宿舍,由于没有结婚用房,史印就趁那位民工回家期间,占了这间房子做婚房。没有喜字、没有鲜花、没有亲人的祝福,甚至连窗帘也没有。史印就用报纸糊个严严实实,两张单人床并在一起就是婚床,室内就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也不是新买的。

大概到7-8月份吧,“右派分子”改正了,戴了20多年的帽子摘了下来。只见史印老师一扫之前多年的晦气,滿面红光、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新衣裤新皮鞋,皮鞋头也是锃亮,见谁都兴高采烈地打招呼。他被压抑得实在是太久了,一经改正,身心极度舒畅。

到了9月份,"291"学校根据市里的指示,又对我们这100多人重新分配工作。这期间,校办工厂的负责人张秉正老师极力试图留下我们中的几个,但终未成功。我被分配到二机局下属的医用车辆改造厂也就结束了自己不曾想到的重还母校半年多的特殊经历。

 

    高永恒,1967届初二2班,19681229日赴山西平陆县插队,1974年选调天津291技校上学,1976年毕业。19789月正式分配到天津医用车辆改装厂工作,至2012年退休。本刊第十八期“缤彩纷呈”栏目展示其面塑作品。                                                                                                 

 

佳作阅读

 珍惜当下

 蒋光宇

 

  那年,我和爱人到美国女儿家探亲,正值春暖花开。每天上午,我们常在附近小区散步。那天散步,我们在一家别墅门前看到了一排高大、整齐、茂密的杜鹃花,就像一面花墙,太漂亮了。于是,我们停下脚步,以之为背景,拍照留念。忽然,别墅的门开了,走出一个壮年男子,热情地同我们打招呼。他说:“我在屋里看到你们了,自拍的效果往往不理想。如果需要帮忙,我可以给你们拍照。”

  我们感到意外和高兴,道谢之后,把相机交给了他。拍完照,我们情不自禁地赞美道:“您家的环境太美了!”他却说:“不错,是很美。但是,你们羡慕我家的环境,我却很羡慕你们的生活。”我们有些纳闷地问:“为什么?”他说:“去年,我夫人不幸因病去世了。我常看到你们一起散步,特别羡慕你们相依相伴的生活。这对我来说,已是求之不得的幸福了。”为了避免引起他更多的伤感,我们赶紧转移话题。

  我暗暗对自己说:一定要珍惜当下! 

 

201656《今晚报》

 

当时只道是寻常

 何永康

  

纳兰性德是一个玉树临风、志向高阔的人,但生活却很不顺意,20多岁时,既是红颜知己也是枕边人的发妻就病故了(他自己也只活了30岁),心境一下凄凉起来,词风也由清丽转为冷峻,于是就有了下面这著名的《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漫画家丰子恺也写了一首《浣溪沙》,其中三句曰:“楼下群儿开电视,楼头亲友打麻将。当时只道是寻常。”丰先生显然是受纳兰词的影响,但用的是他独具的、平实的漫画语言和素朴的白描技法,时在1970年的“文革”动乱中,先生不免要怀想之前的优裕生活——那么早就有电视看了。由此看出,“文革”前艺术家们是很受优待的。

  季羡林先生也曾套用纳兰词写过三句词:“午静携侣寻野菜,黄昏抱猫向夕阳,当时只道是寻常。”丰、季两位先生,学术方向不同,文化个性迥异,但都原封不动地“拿来”了纳兰词中“当时只道是寻常”一句。显然,三位大师在回忆往昔时,对“寻常”的人生价值和美学价值,达成了高度的一致。

我无意对诗词作隔靴搔痒的评论,引用至此也就是规劝自己也奉劝朋友们,务必珍惜眼下的寻常日子,别等到哪一天“寻常”不在了,或你寻常不了了,才发出无可奈何的感喟和嗟叹。

 

                               20161010《今晚报

斯人斯语

 

    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始终新鲜不断增长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

                                           康德

    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品格之高下。

                                   塞缪尔·斯迈尔斯

 

保健与养生

 

2017年最幸福的活法,就这两句话!

 

来源:网络

 

2017年来到了,

常言道,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

那么,在2017新的一年里,

最幸福的活法是怎样的呢?

 

要我说啊,

这最幸福的活法,不过两句话:

白天有说有笑,

晚上睡个好觉!

以恬淡的心态面对生活,

白天有说有笑,

说明心态好;

晚上能睡好觉,

说明心静有禅意。

 

人生嘛,无须过于执着,

尽人事安天命而已,

人这一辈子,

也无非就是个过程,

选择了,努力了,

坚持了,走过了,

问心无愧就好。

让自己保持一颗顺其自然的心,

随遇而安,

如行云般自在,像流水般洒脱。

才是人生应有的态度。

 

时光匆匆,生命太短暂,

对于生活,

不要安排得太满,

人生,更不要设计得太挤。

尤其是到了老年,

为生活奋斗了几十年,

能闲下来的时候,

就应该多体验生活的乐趣,

领略更多生活的新鲜,

追求心灵上的满足与快乐。

 

快乐啊!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放弃心中的

遗憾、烦恼、恩怨…

拥有一颗乐观向上善良的心,

那么生活中自有

清风明月、诗情画意了。

 

幸福,也是同样道理,

有喜欢做的事,

有健康的身体,

有相互扶持的人,

有常在心中挂念的孩子,

有几个可以谈天说地的朋友,

对人不亏欠、对事不愧疚。

这就是幸福!

 

人生,没那么复杂,

吃得饱、睡得着;

乐得出、走得动。

不用预支明天的烦恼,

活在当下,

就是快乐就是幸福。

 

人生一世,

态度决定了很多的人生境地,

如果人人都有一个好的心态,

那么,做到白天有说有笑,

晚上睡个好觉,

就很简单了。

 

2017年,

如果能做到白天有说有笑,晚上睡个好觉,那就是最幸福的!

 

缤彩纷呈

 

曹柏崑,著名书法家、画家。曾任天津书协副主席等职,天津市政协委员。2003年调至天津师范大学任艺术学院教授。作品8次入选国展,7次举办个人书画展。 出版《柏崑毛笔小楷》等专著18部。为母校南开书写碑刻“情系南开”、校训“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等多幅,《楷书咏柳》、《行书别董大》两件巨幅作品陈列于中国驻美大使馆。现任天津文史馆馆员。

南开老三届通讯  第二十期 - 一枕清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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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柏崑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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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柏琨作品 《本色太行》 

2012年他到南开中学公能讲坛,为师生作《书法与人生》之讲座,会前他为讲坛题词——“弘道养正。书写四个大字后,他跋道:陈东生先生生前曾以此语相属。今返南开,登讲坛,忆及恩师教诲,感慨良多,因书以誌身体力行也。

 

百家讲堂

 

关心政治是一种稀有而高贵的情感

 2016-09-19 影剑侠

 

   外国人在路上碰到一个陌生人都会保持温暖和体面的点头微笑,某国人见面一般不带微笑,即使在电梯狭小的空间都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偶尔有个磕磕碰碰,一上来就破口大骂,然后动手互扇,谁泼谁有理。这就是粗糙的现实,他们只活在自己的熟人世界里,熟人以外都是丛林。

    中国人的道德只有三十里,中国人的友谊也只有三十里,陌生中国人之间只有防备和猜忌,这个我感受最深,我在深圳见到的都是陌生人。在老家就不同,出门就是 熟人,谁家有啥好事破事我们都知道,无论现实还是历史,彼此知根知底,而且居住地稳定不变,不好不客气。出了村镇,就开始与邻为壑,他人就是盗贼,他人就 是地狱了。还有一点,普通中国人,会把熟人以外的人当成非人的存在,就好像除了他和他的熟人,别人都不是人,所以高声讲话,打电话,旁若无人,视若无睹, 吃东西,甚至拉屎放屁打喷嚏擤鼻涕吐口水,撒尿抠鼻子抠阴部扯内裤胸罩,无所不为[偷笑][憨笑]。最重要的还是冷漠,遇到城管警察暴力执法,有人倒地, 扒手行窃,需要帮助,通通装作不知,不太爱说公道话,不出头。出头是装逼,装逼遭雷劈,这样的例子有的是,这样的观点有的是。

    巴金说:“一个美国人敢站出来说真话,因为他知道身后会有千万个美国人用行动支持他。一个中国人不敢站出来说真话,因为他知道周围的同胞会默默地与他保持距离。”当我们努力不承认恶就是恶的时候,承认善会越来越危险。当坏人已经抱团,好人还是一盘散沙,好人的过度沉默可以让坏人做尽所有的坏事。

    你要批评中国人的集体行为,就好像面对的是一群冷血动物,让你失望和害怕,但是,那又如何?你能做什么?这就是中国,这就是国人,我们都深陷囚徒困境,这个观点是我阐释的,我把这种现象叫做囚徒困境。其实,同样的观点也早已存在,叫做原子化,这是政治解释,从上面往下看,就是原子化,这是故意制造的。比如,中国人没有集会结社的自由,缺乏互助的活动,无法凝聚人心,宗族社会被打散,贵族被打倒,没有团结一致,认同陌生人的制度基础,包括严刑峻法,私人携带武器等等。所以,我们就成了没有爪牙的猫狗,没有厚蹄的牛马,没有翅膀的鸟儿,没有刺的刺猬,没有毒,没有牙的,我们当然战战兢兢,因为我们缺乏安全感,恐惧无处不在,既来自陌生人,又来自权贵和五毛们。

    一个社会有三大底线行业:1、教育,2、医疗,3、法律。无论社会多么不堪,只要教育优秀公平,底层就会有上升希望;只要医疗不黑暗堕落,生命就会得到起码的尊重;只要法律秉持正义,社会不良现象就能被压缩到最小……如果三大底线全部洞穿!这个社会就是地狱!

    关心政治就是关心别人,关心别人就是关心自己,所以关心政治到头来就是关心自己。当你家房子被强拆时才想到反抗,已经晚了;

当你突然变成一个访民时才想到该喊冤,已经迟了;当别人的不幸降临到自己身上才想到需要公平,来不及了……

    请你自问,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为何选择沉默甚至冷嘲热讽?

    其实,捍卫别人的权利,也就是在捍卫你自己的权利!如果我们都不关心政治,都不关心别人,那我们就不配做一个人,不够两撇。

    这里有一个动人的故事,一个朝鲜美女,两次逃离朝鲜(第二次是回去带她的父母一起逃离)

    他们绕道中国经过越南,又从越南到韩国。到越南的时候,钱花光了,这时候他们向一个越南人求助。那个越南人二话不说,就去银行取钱给了他们。这个朝鲜美女问,为什么帮助我?(意思可能是说,您是不是需要我报答你?暗示以身相许。)这个高贵的越南人说,我不是帮助你,我是帮助朝鲜人。说了这个话以后,这家朝鲜人就跟这个越南人道别了,从此没有再见面。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高贵的情感,关心他人疾苦就是其中一种,这在中国,是一种难得的情感,我们现在称为“关心政治”。

 

主编   程新建

编辑   韩智焕 王     

版式设计   陈德生 孟金才

    文字校对   孙富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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